全运会“源火”背后：可燃冰从试采迈向商业开发，是理想的未来新能源吗？

近日，在广州举办的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上，备受关注的“源火”来自南海北部海域水深1522米海底，其排放几乎为零，成为最“燃”的黑科技。这也是全球体育运动史上首次在深海海底原位获取运动会“源火”。

火炬作为运动会上重要的象征，往往承载着历史与荣耀。其中，燃料作为火炬燃烧的核心，不仅受到化学工业发展水平的影响，还需考虑节能、环保、燃烧安全等多重因素。业内人士表示，本次运动会上使用的可燃冰，作为一种新型的绿色能源，带来了许多遐想和希望。

“选择可燃冰作为‘源火’，寓意深远。”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高级工程师王静丽介绍，可燃冰学名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由天然气（主要是甲烷）和水在低温高压条件下形成的类冰状结晶物质，其燃烧产物为二氧化碳和水，是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引燃深海可燃冰获取“源火”的创意，完美契合了本次全运会“绿色”办赛的理念和宗旨。

据了解，这是全球体育史上首次在深海海底获取绿色“源火”。其中，关键的深海“源火”采集装置由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牵头、东海实验室和浙江大学海洋学院团队联合研制。

可燃冰作为一种新型能源，具有丰富的储量和高能量密度的优势，被认为是“21世纪理想的替代能源”。据测算，在标准状态下，一体积的可燃冰可分解出160至170体积的甲烷气体。为此，全球已有多个国家投入大量科研力量进行勘探与开发技术攻关。

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广州）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偲此前曾表示，海洋里面有丰富的烃类资源，包括天然气、天然气水合物，特别是天然气水合物。地质科研机构已经发现了南海粤港澳大湾区连接海域有丰富的可燃冰资源，也锁定了很多远景区、2个千亿方级矿藏区。

谈及我国可燃冰的开发进程，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前海分院副院长、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胡振宇告诉记者：“近几年，我国已实现‘试验性试采’突破，目前正向‘生产性试采’稳步迈进。”

据胡振宇介绍，我国已在南海神狐海域实现两次标志性试采突破，技术指标居世界前列。其中，2017年首次试采，实现连续稳定产气60天，累计产气超30万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首个在海域可燃冰试采中获得连续稳定产气的国家；2020年第二次试采：完成从“探索性试采”向“试验性试采”的跨越，攻克泥质粉砂型储层（全球主流难采储层类型）开采难题，产气效率、稳定性进一步提升。“如今，我国正准备第三次试采。”胡振宇向记者透露。

尽管此前我国已经取得两次试开采成功，但业内人士普遍表示，要在2030年实现可燃冰商业化开采，还有很多科学问题待解。

“可燃冰首先面临的核心技术瓶颈是难采储层攻关与装备自主化不足。”胡振宇分析，我国可燃冰主要赋存于“泥质粉砂型储层”，具有特低孔隙度、特低渗透率的特点，现有开采技术，如降压法产气效率低、稳产周期短，水平井、群井开采等关键技术尚未成熟。同时，深海探测装备（如高精度地震系统、ROV潜水器）、钻采核心部件（如保温保压取心工具）部分依赖进口，自主化装备的可靠性、经济性待验证。

此外，不容忽视的是，可燃冰的开采成本远高于传统化石燃料。“当前，可燃冰开采成本约为传统天然气的3至5倍。”胡振宇说。

据了解，目前业内人士对可燃冰的发展前景持两种不同观点。“曾经，页岩气也被视为‘无前景’，如今已成为美国能源独立的核心支撑。可燃冰的突破同样需要时间、耐心与持续投入。”胡振宇举例说，“否定者忽视了能源技术的‘迭代规律’以及我国具体的能源国情；肯定者需正视短期难度，避免盲目乐观。”

胡振宇强调，可燃冰不是“短期救世主”，而是“长期战略储备”，应以“战略眼光”看待，以“稳步推进”突破。

【责任编辑：李扬子 】